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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軟件”王碼五筆專利敗訴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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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五筆字型漢字輸入法也叫王碼的發明人王永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計算機領域中,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五筆字型輸入法,由于在中國計算機發展史上起到的特殊作用,堪稱“中國第一軟件”。

但讓王永民更加“出名”的,卻是有關五筆字型知識產權的糾紛案。

一場先贏后輸的官司

這場知識產權糾紛案的焦點是五筆字型第3版專利權能不能覆蓋五筆字型的第4版。王永民發明的五筆字型只有第3版獲得國家專利,但是,在社會上流行和使用的是五筆字型第4版。

這起訴訟曾經受到全世界所有生產計算機廠商、中國本土漢卡制造商們的關注,因為當年在中國銷售任何品牌的計算機和漢卡都要安裝五筆字型軟件。

漢卡在今天對很多人來說已經是個陌生的電子產品。1985年至1988年,計算機逐漸在中國普及。但那時的計算機不能直接排版和處理中文,要加上一塊帶中文字庫和五筆字型的板卡,人們把這種板卡叫漢卡。一塊香煙盒大小的漢卡成本在300元至500元,出售的價格在1500元至2000元,當年一臺冰箱的價格在1500元左右,對比之下漢卡的利潤十分誘人。

當年市場上銷售的漢卡有:聯想公司的前身——中科院計算所新技術公司制造的聯想漢卡;金山公司制造的金山漢卡;曉軍電腦公司制造的曉軍漢卡;巨人公司制造的巨人漢卡;四通公司制造的四通漢卡;東南公司制造的東南漢卡等。

如果王永民勝訴,全世界所有在中國銷售計算機和制造漢卡的廠商們,都要向王永民支付大筆專利使用費。

如果王永民敗訴,這些廠商們則會舉杯相慶。

1993年,北京市中級法院知識產權庭一審判決王永民勝訴,宣布五筆字型第3版專利權覆蓋第4版。當年北京市中級法院知識產權庭還將該判決列入北京市十大知識產權糾紛案對外公布。

但4年之后的1997年,北京市高級法院宣布了二審判決,結果是王永民敗訴,五筆字型的第3版專利權不能覆蓋五筆字型第4版。

從1992年到1997年,歷時6年之久的五筆字型知識產權案,被稱為中國知識產權世紀末第一大案。

在這漫長的訴訟過程中,中國社會各界人士對知識產權認識程度和保護意識,對民營科技企業合法權益的保護,對“姓資”、“姓社”的爭議和觀念誤區等,都影響著五筆字型案的最后結果。

在中國加入WTO后的今天,回首王永民的五筆字型知識產權案,令人扼腕長嘆。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在中國,只有王永民的五筆字型軟件能夠跟美國微軟公司和其他跨國軟件公司的產品抗衡,但是王永民的五筆字型卻敗訴在“姓資”、“姓社”的陳舊觀念之中……

“一介書生,半個農民”

王永民身材不高,總戴著一副很大的黑色框架眼鏡,他性格溫和,說話時略帶河南口音,經常自嘲地講“自己是一介書生,半個農民!”給人一種幽默感。

1969年,畢業于中國科技大學的王永民,被分配到四川省國防科委下屬某單位工作。不久因水土不服得上肝炎,—病就是數年。

1978年,因家中父母日日心憂想念自己,王永民從四川調回家鄉河南省安陽,在安陽科委工作。

一個偶然的機會,王永民結識了著名學者鄭易里,并且了解了鄭易里的“鄭碼”。王永民還了解到由于漢字是世界上惟一的表意文字,漢字的這種特殊性,無法進入起源于表音的文字,也就是拼音文字的計算機領域。漢字的輸入技術成為進入計算機時代的瓶頸。有人提出改變漢字的性質,用漢語拼音來代替漢字,以便進入計算機時代,這種方法得到不少人的贊同。但是,這個方法如果真正實施,不僅會使流傳數千年的漢字從此消失,還會給中國的后代子孫造成無法跨躍的鴻溝,他們從此不認識漢字,古老的中華文化也無法流傳。王永民暗暗立下雄心壯志,一定要發明出漢字輸入法來解決這一問題。

廢寢忘食、夜以繼日的研究工作,王永民為研究漢字字根所寫的卡片,疊摞起來有幾十米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羅干當年任河南省科委主任,他非常支持王永民的漢字計算機輸入研究項目,特批5萬元人民幣的科研經費。

1983年,王永民終于研制和發明出五筆字型,這種輸入法使漢字順利的進入計算機時代,每分鐘輸入漢字超100字。五筆字型同時也獲得了中、美、英三國專利。

艱難推廣五筆字型

王永民雖然發明出五筆字型,又有難題擺在他的面前,如何向社會推廣五筆字型?在河南肯定不行,當年河南全省也沒有幾臺計算機,他只好前往北京。 1984年,王永民來到北京,住在府佑街135號中央統戰部的地下室7號房間,一住就是兩年。

王永民在北京推廣五筆字型的方法,是到中央各部委宣講五筆字型,這些部委在所屬的計算機上安裝五筆字型軟件后,又有大批人員需要培訓。王永民又當上培訓員的角色。

為了更好的推廣五筆字型,王永民還親自撰寫五筆字型教材。回憶當年的情景,王永民說:“日子過的非常苦,每天七、八塊錢的房錢,我都出不起,盡量節衣縮食省下錢交房租。夏天就一套衣服,白天穿晚上洗,第二天早上干了以后再穿上。誰請我講,我都去講。中午有人管飯我去,中午沒人管飯我也去。講三天,講五天都行。全部費用我自理,一分錢不要。”

王永民還與北大方正的前身——北京大學計算機公司以及四通公司簽訂協議,在方正排版系統和四通打字機中使用五筆字型,“借船出海”擴大影響。

美國數字公司(DEC)是購買五筆字型專利使用權的第一家外國公司, 向王永民支付了20萬美元專利使用費。

隨著五筆字型在中國計算機領域中的影響不斷加大,王永民在北京站住腳,為加快推廣普及五筆字型,他還創辦王碼公司。不久, 在中國掀起教授五筆字型的浪潮,專門教五筆字型的學校遍地皆是,白天和晚上都有大批的人在這些學校里專心的學習五筆字型。是否會使用五筆字型,還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成為用人單位招聘時的一項關鍵要求。

廠商要吃“白吃的午餐”

1991年初,中國計算機市場逐漸成熟,伴隨著四通打字機的銷售高潮,王永民發明的五筆字型普及全中國,一時之間,普天之下莫非王碼。

既然五筆字型漢字擁有知識產權,生產計算機和漢卡的廠商,在計算機和漢卡中預裝五筆字型軟件向消費者出售,就應當向王碼公司支付專利使用費,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就像在計算機中預裝美國微軟公司的視窗系列平臺軟件,要向微軟公司支付知識產權費用一樣。

再有, 廠商在計算機和漢卡中預裝五筆字型,會使自己生產的計算機和漢卡提高市場競爭力,產品的銷售量大增獲得巨額利潤。向王碼公司支付專利使用費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

但是,在1991年,中國大多數生產計算機和漢卡的制造廠商,預裝五筆字型后,絕大部分沒有向王碼公司支付知識產權使用費。王永民為保護合法權益,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資金調查在中國和中關村電子一條街上,生產和出售計算機和漢卡的廠商非法預裝五筆字型的情況。

1992年4月10日,王碼公司向非法預裝五筆字型軟件的近百家廠商發送律師函和通知書,要求這些廠商向王碼公司支付五筆字型知識產權使用費。

律師函并沒有給王永民帶來專利費,反而帶來了一場官司。中科院下屬的“中國東南技術貿易公司”在接到王碼公司的通知書以后,以東南公司制造的東南漢卡是使用張道政發明的五筆字型專利,沒有使用王碼公司的五筆字型為理由,用東南公司名譽權受到損失為訴訟請求,向海淀區法院起訴王碼公司并索賠巨款。

王永民得知海淀區法院受理東南公司起訴后,1992年12月10日,又向北京市中級法院起訴東南公司,狀告東南公司出售的東南漢卡侵犯王碼公司知識產權并索賠巨款。

1992年12月19日,海淀區法院公開審理該案。

1993年8月27日,北京市中級法院新成立的中國首家知識產權庭受理該案。由于北京市中級法院對該案的受理,海淀區法院暫停東南公司狀告王碼公司的審理工作。

1993年12月24日,北京市中級法院知識產權庭宣布一審判決,判決東南公司敗訴,支付王碼公司24萬元人民幣,今后使用五筆字型第4版技術,應與王碼公司協商支付合理費用。

1994年1月6日,東南公司向北京市高級法院上訴,不服一審判決。

王碼公司一審勝訴的消息,對于那些沒有向王碼公司支付專利使用費,非法預裝五筆字型的計算機和漢卡的生產廠商來說,如同驚天大禍從天而降。這些廠商不僅今后要為使用五筆字型第4版付錢,還要為以前沒有經過王碼公司許可,使用五筆字型第4版的行為支付專利費用。

一個由廠商們發起的“倒王永民俱樂部”迅速成立,共同研究如何向王碼公司開戰,達到不支付知識產權費的目的。

公知的技術?

1993年12月24日下午2點,聯想集團總部6樓會議室召開“發展漢字輸入技術與保護知識產權關系”研討會。到會的有聯想集團原總工程師、聯想漢卡發明人倪光南,中國長城計算機集團公司總經理曾硯明,中信技術公司張元凱,北京曉軍電腦公司總經理雷軍,四通公司總工程師劉菊芬等計算機和漢卡生產廠家,以及有關漢字研究的專家學者。

研討會的主要內容是針對王碼狀告東南公司一審勝訴問題。王碼公司狀告東南公司,聯想這些公司為什么如此感興趣?原因 大概在于聯想起家的聯想漢卡中裝有“五筆字型”,聯想漢卡為聯想公司帶來第一桶金,如果王碼公司向聯想公司收費,數目非常可觀。

這次研討會推出驚人的論調,到會的一些人士認為:“五筆字型技術中的字根出自于漢字的‘橫’、‘直’、‘撇’、‘點’、‘折’等,這些‘橫’、‘直’、‘撇’、‘點’、‘折’,都是幾千年祖先流傳下來的,是公眾所知道的。所以五筆字型技術也應是公知技術,不應受到專利法的保護。

為什么說這種公知技術的論調是謬論呢?大家都知道作家和每個人所寫的文章都會自動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要用這種理論推理,文章都會是公知技術所構成的不需要保護。因為漢字是幾千年前老祖宗傳下來的,寫文章的人只不過是把一些漢字的順序改便一下,不也可稱為公知技術嗎?

1994年9月6日下午,聯想公司在中關村奧林匹克飯店召開聯想集團關于“五筆字型”專利糾紛案情況通報會,北京上百家媒體記者參加了這次通報會。

聯想公司總裁柳傳志、原總工程師倪光南出席該會議。倪光南向記者介紹聯想公司與王碼公司“五筆字型”專利糾紛情況,并宣布正式加盟“五筆字型”糾紛與王碼公司對簿公堂。

筆者也參加了聯想公司召開的有關“五筆字型”糾紛會,聯想公司有關部門負責人問筆者:“你認為這場官司誰能勝訴呢?”

筆者說:“聯想必輸。”這位負責人聽完后微微一笑,不做他言。

1997年7月25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做出最終判決,判決“五筆字型”3版專利權不保護“五筆字型”第4版,王永民敗訴。由此,五筆字型是白吃的午餐,成為“公知技術”。

破屋遭暴雨

王永民在敗訴之后的傷心淚還沒擦干,馬上又遇到第二次打擊。東南公司起訴王碼公司名譽權案復蘇開庭審理,海淀區法院以北京市高級法院的判決為依據,宣布王碼公司敗訴,并賠償東南公司一筆巨款。

此時,王永民已經被長達5年之久的五筆字型訴訟案拖的筋疲力盡,終審敗訴讓他備感傷心,已經無力再應付海淀法院的訴訟案。王碼公司的經營也一落千丈,公司的銀行帳號、辦公地點也受海淀訴訟案的牽連被查封。

悲憤交加,王永民決定出國定居永不回國。他在臨行前給關心過他的河南省某領導人寫了一封告別信。這位領導人看完大為吃驚。王永民不僅是優秀的科學家、發明家,還是北京市十大優秀共產黨員,曾在中南海受到江澤民的接見,這樣的人到國外定居,不僅是國家的損失也是一種嘲諷。

河南省的這位領導人火速上報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非常重視這件事,做出指示勸阻王永民不要出國定居,并且幫助王永民解決問題,這才讓王永民先生渡過了難關。

還是姓“資”與姓“社”的問題

王永民的五筆字型案一審贏在什么地方?二審輸在什么地方?為什么一審判決五筆字型第3版的專利權保護第4版?二審判決五筆字型第3版的專利權不保護第4版?成為眾人猜測的謎團。

筆者為知道該謎團的真相,搜集了約5公斤重的有關五筆字型材料、照片等。

1994年初,筆者還走訪了時任北京市中級法院知識產權廳廳長、現任北京市中級法院一中院副院長的宿遲。宿遲畢業于北京大學,曾被公派到德國深造一年。正是他主持了五筆字型專利糾紛案一審的審判工作。

宿遲與筆者談起該案時說:“在中國的軟件業,目前只有五筆字型軟件能夠與國外跨國公司如微軟、CA等公司的軟件抗衡,并擁有中國自主的知識產權,這樣的軟件不受保護還保護什么?”

宿遲的這番話到今天仍然擲地有聲。

1994年中旬,北京市海淀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一位負責人與筆者談起五筆字型案時說:“我認為向五筆字型發明人王永民和王碼公司交付使用費是應該的,但不能交的太多,應該協調一下。”

1994年底王永民對筆者說:“有人說我勝訴了,國家的錢全部流入我的腰包里,其實這些人錯了,交納五筆字型使用費的大頭是國際跨國公司。”

1994年秋,筆者與五筆字型糾紛案有關公司的一位負責人士交談時,他說:“我們是國有企業,絕對不可能把錢交給王永民,他是私營個體戶。”

以上幾個人的談話,并不足以完全解開五筆字型案的謎團,還需要一些事實細化五筆字型案。

從1978年到1994年初,中國對計算機及相關配件實行高關稅制度,用以保護國產計算機廠商和國內計算機市場。在這期間國內主要生產計算機和漢卡的廠商,80%以上都是國有企業。如聯想、長城公司等等。這些計算機和計算機漢卡,都配有五筆字型輸入法。如果讓這些國有企業向王永民的王碼公司交納專利使用費,真的是一場大規模的國有資產向非國有企業轉移,是用姓社的錢給了姓資的,是一場大是大非的問題。在我個人看來,這是王永民敗訴的根源。

但是,那時,聯想公司花費上億元人民幣向美國微軟購買視窗‘95的專利權,這筆錢流進外國人的腰包,就不算國有資產流失?

王永民與比爾·蓋茨同樣是軟件發明人,同樣是軟件公司,可是結果為何不同呢!這就是用姓資、姓社來看待中國民營科技企業的結果。

假如王永民的“五筆字型”軟件知識產權得到保護的話,跨國公司就會向王碼公司交納巨額的專利使用費,王碼公司同時會向國家繳納相應的稅額、開發出新的軟件技術、為社會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可惜這只是一場美夢。

我國目前有近5000萬臺計算機,每臺計算機幾乎都配備五筆字型軟件。每臺計算機只要向王永民交納10元人民幣的五筆字型專利使用費,王碼公司目前將會擁有5億元人民幣的資產。

三版與四版,豆與豆萁

五筆字型的三版與四版的關系,是這場專利糾紛案關鍵問題。還會有不少讀者產生這樣的疑問,為什么王永民先生只把五筆字型第三版注冊專利,不給第四版注冊專利?假如第四版注冊專利,這場糾紛不是可以避免嗎?用今天有關軟件發展趨勢來看,造成這些問題的主要根源是中國司法制度的滯后性。

1983年,王永民發明五筆字型第三版,當時中國的司法框架沒有著作權法和軟件相關配套的保護知識產權法規,只有專利法。五筆字型軟件只好穿上專利法的發明專利外衣加以自我保護。

這樣一來,五筆字型的第四版也自然不能再次申請發明專利自我保護,因為第四版不是再次的新發明。用現在的知識產權法規解釋五筆字型第三版與第四版的關系,我們就會看到清晰的自然關系。五筆字型的第三版具備專利權或著作權后,第四版無論怎樣改動多少都是第三版的補丁版,這是軟件的特征。

王永民先生為五筆字型第三版申請發明專利,是在當年沒有軟件知識產權保護法規的情況下的無奈之舉,可笑的是有些司法的執行者卻拿舊的框架,去判決五筆字型三版與四版的關系。

這就如同美國微軟公司推出“視窗’95”軟件后,接連推出“視窗‘96”、“視窗’97”、“視窗‘98”等一樣,但是沒有一個人會對視窗這些版本說三道四。

縱觀王永民的五筆字型知識產權糾紛案,中國法律界人士、新聞界人士、專家學者們對該案眾說紛紜。但是他們都忽略一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漫長的判決。

五筆字型案從一審上訴到二審最終判決竟用三年多的時間,花費了1294天。在這種“馬拉松”式的拖延執法期間,讓人不難聯想到,會有多少形形色色的關系等人為的因素,影響這個案子的公正判決。

在新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一項有關計算機軟件糾紛案審理長達數年,這種拖延執法,就是對神圣司法公正的褻瀆。



本文作者:未知[科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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